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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名字是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,甚至是他靈魂心理的一部分。有了名字,我們才真正地存在。有了名字才有真正地生活。

  有人改名,不一定是因為原名封建、鄙俗,而想根據工作社交的需要取一個更有意義的好名字。比如有的女孩子覺得萍、花、芳等不夠高雅,而且叫者又多,便決定換個新名字,或者把名字中的這類字眼去掉,留下另一個意蘊豐富的年,孫中山殷切希望國泰安民,天下太平,就為其改名孫治平,“治國平天下”之意。次孫生於1915年,孫中山有感於治國須先求平安,再求強盛,強國方能站腳,天下無敵,故為其改孫治強。

  70年代風水末,因在新疆羅布泊地區進行科學考察而失蹤的著名科學家彭加木,原名彭家睦,兄弟五人,其父給他改名“家睦”,希望一家團結和睦。1956年,他自幼放棄出國深造的機會,並要求從上海調到新疆工作,他下決心正式改名為“加木”。他說“加木合起來就是‘架’字,我要在上海和新疆之間架起一座橋梁,跳出小家庭到新疆去,為新疆建設添材加木。”名字的改動雖微,但充分表達了一代知識分子獻身祖國建設的情懷。

  因為大多數人的開運第一個名字多由父母、親朋所取,不足以反映本人的意趣與追求,因此,本人為了更直接袒露自己追求理想勇往直前的信心和決心,或者表露自己性情愛好的雅趣,常自己為自己取個新名。延安時期的“五老”之一,教育家徐特立,原名徐懋恂,又名徐立華,青年時期乘船去衡山,見十余名同舟之人一路對船工態度蠻橫,他對此極感不平,乃自誡自己若能中舉及第,只當教員,不當欺壓百姓之官,並取“特立獨行,高潔白守。不隨流俗,不入污泥”之意,改名為徐特立。又如解放後出生的青年作家莫伸,原名孫樹淦,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到陝西插隊,業余學習寫作,當發表處女作《窗口》時署名“莫伸”,取自陳毅元帥的詩句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”。既表示對陳毅同志的敬重與欽佩,又是對自己的警戒與激勵。

  這是一個浮躁的年代。生意場上和情場上的鬥爭越來越復雜,關於名字的故事也越來越多,金獅改名金利來是最庸俗的例證,這樣的例證卻恰恰是改名的主流。風水先生趙丹青說,來他這裡尋求改名字的,招財90%的是生意上的失意者和情場上的失敗者。

  “我就幫助他們重新建立自信,其實我就是最好的心理醫生,告訴他們原來名字的不合理之處,說出道理來,再告訴他們一個新名字的道道,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心理重構的過程,幫助他們從本我出發,尋找超我。”

  說到底,起名無外乎一個有理有據的規則,我們本來無一物而來,卻帶著這個東西離開,改名世界的繁華或衰敗哪怕再和這具肉身無關,某個家族,某個延續數千年的家族卻在自己的功勞簿上暗暗加上一點。

  改名最大的意義是一種“能量的重新積蓄”和“心理暗示”以及“潛意識”的激發,是自信心的重新建立,是重新點燃的希望之明燈。也讓你有一個新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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